这使得原本就处境尴尬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边缘化。

这是一种谈及政治的阐释性的、自我反思的态度，是一种表示异议的态度，而法官是公民异议最好的代理人，法院成为公民表达异议、政府自我反思的交锋碰撞的场所，这种异议与反思的良性互动为其法律帝国的存在源源不断地提供一种合法性基础。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选民资格案件诉讼的程序，《刑法》规定了破坏选举罪，但是，离选举保护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完善《民事诉讼法》中的特殊程序的制度性规定，加强刑法的司法解释工作。

在内部，通过遴选机制保证公职人员的应有素质，并通过规范化的权力运行程序和责任追究程序，保证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越过法律的界限，减少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现象。后来的议事会、元老院、英国的贤人会议、法国的等级议会都是代议组织。因此，司法解释的民主化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性、疏通政治渠道的有效路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从2007年开始推行司法解释的民主化，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皆可提出司法解释立项的机制，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应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现代司法社会中，法院在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结构中拥有发现和确认人民意志的权威，可以凭借司法判断和裁判的至上权威，通过司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来疏通政治渠道，为立法行为提供合法性，同时肩负起保障公众自由、救助弱势群体和维持福利给付的公法使命，力图通过法律争议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但是，与美国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司法疏通权威相比较，不论德国的宪法法院还是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主要通过传输立宪机关通过的民主公意来确认议会立法的合法性基础，有时也会应用宪法判例所荷载的过去理性来补充议会立法面向未来的理性之不足。

作为公民利益代表的所谓社会精英，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政治代理人的角色，其自身的利益要求和普通民众的利益要求之间总会存在着一定差距，因而立法意志就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从1969年到1986年是伯格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时期，最高法院在这段时间内积极回应各类社会敏感问题，继续深入政治问题，保障公民权利，充当社会各类争议的最终裁决者，推翻了31项联邦法律和288项州法律。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法工委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共计1527件，其中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建议有1206件。

这就不仅需要对于审查建议做到件件有处理、有结果、有回复，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果和回复应当是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审查结论，而不是简单的工作性答复。摘要:  合宪性审查是进行宪法监督的法定途径和制度安排，其合理建构和有效推进将不仅可以为宪法学的繁荣提供肥沃的本土资源和巨大的学术空间，而且有助于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将成为新的法治生长点。[20]参见韩大元：《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几点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只有将刚性约束与柔性协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监督真正产生应有的效果。

同时，立法机关的民意色彩、合议制的集体决策模式，决定了对立法行为的纠正更为漫长和困难。一部远离社会大众的宪法是不可能真正有力量的，充其量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美好诺言或理想。

这种处理方式既维护了法制统一，又淡化了审查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与阻力，[13]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念，有利于国家机关之间建立起密切配合的协作关系，同时，可以避免直接改变撤销可能带来的立法上的真空以及对法律秩序稳定性的影响。[3]而且，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远不像其近似概念违宪审查那样众说纷纭、歧义丛生，[4]而是有着大同小异的认识。要求备案只是为了方便审查，但审查并不需要以备案为前提，将备案与审查组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制度，不仅误读了备案的性质与意义，也有可能模糊审查的本质与功能，并有可能弱化审查建议的价值和作用。虽然备案审查针对的是制度层面的规范性文件，但审查结论显然对于具体个案的处理有着直接的影响。

而在地方立法主体不断扩容以及地方利益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通过合宪性审查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就显得尤为必要。他们虽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更不是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但如果他们不站出来发声，则会放任相关规范性文件中违宪问题的存在和延续。是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还是改革和加强既有的法律委员会。受审查的立法主体必须及时充分地提供各种信息资料以供判断和选择，同时也应当有机会充分阐明立法的初衷、目的和各种背景材料，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支持和认同。

其实，宪法虽然具有政治属性，但同样具有法律属性。若公开受理其中一起，即有可能涌现不计其数的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之高潮。

这不仅有助于激活静态的宪法条款、彰显宪法的最高效力和权威，而且，给公民提供了一个直接经历宪法实践、感受宪法价值的制度平台，从而有助于人们在内心深处真正生发出对宪法敬仰和信赖，进而有助于在全社会逐渐形成理性而成熟的宪法文化与法治氛围。参见马岭：《违宪审查相关概念之分析》，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

合宪性审查是公民在法治框架内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基本权利的重要机制，任何减损甚至剥夺公民权利、损害公民利益的立法行为及其他公权力行为都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拷问，合宪性审查可以为人权保障提供最终的宪法性救济渠道。从动态上看，合宪性审查表现为对是否合宪的评价以及纠正违宪行为、追究违宪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过程。这不仅可以加强对审查工作的社会监督、促使审查机构认真对待公民的审查建议，同时可以有效地提升全社会的宪法观念，使公民在合宪性审查的实践中真实感受到宪法的存在及与自身利益的密切联系，从而有助于激发公民敬仰宪法、捍卫宪法的政治情感。党中央和地方党委对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立法一直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主旋律，从初步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数量迅猛增长，并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就之一。备案只是一种内部工作程序，而审查则是一种外部监督机制。

由此，设置宪法委员会的设想不再是理论界在青灯黄卷下的沙盘推演和热切期待，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机构建制，这在完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方面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担心的应该是合宪性审查门庭冷落的尴尬，而不是大量激增的不堪重负。

[25]然而，对这种现象应当冷静地加以分析。这一方案不仅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准备，长期以来为宪法学界主流学者所力倡，而且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高度的兼容性，不会使现有的国家权力架构发生改变，并具备明确的宪法依据和成熟的实践基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因此，关键是监督主体勇于担当合宪性审查的法定职责，要通过临门一脚的魄力来推动监督局面的大为改观。这里没有提到是否存在直接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

而宪法居于整个法律体系的顶点，是一切立法的最终效力来源，从而可以超越普通法律的局限和纷争而为一切合法性审查提供最终的判断标准。其次，立法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利益天平的倾斜甚至失衡情况，加之人类认知能力以及立法水平和能力的局限，法律规则的疏漏乃至相互之间的抵牾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自洽、高度和谐，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立法状态在监察体制改革试点阶段，没有明确规定监察委向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中只作出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的原则性规定。[29]笔者认为，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他们作为人大代表，不应纳入监察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监察委办事机构收集汇总各方面修改意见的过程中，遇到重大意见不一致需要沟通协调，慎重处理。各级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实践中进一步创新了专项工作报告的监督方式与监督形式。

防止国家权力不当行使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法治。所谓程序法定，就是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程序违法无效。

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比其他治理方式更有有效、也更为可靠。[3]并且，监察委与纪委在监督对象、工作要求、工作方式等方面存在深度交叉，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中涉及对党内公职人员监督的，需注意与党纪监督的衔接，对监察委专项工作报告中的重大问题应通过人大常委会党组向本级党委汇报。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听取和审议监察委专项工作报告时，认为相关问题重大或者工作推动不力，可以依照监督法、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规定联名提出质询案，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人会议确定质询答复的时间和方式，监察委负责人负责答复。3.监察委负责人作专项工作报告 监察法没有明确规定由谁代表监察委作专项工作报告。普通法律的立法条款具有普遍地及于一切接受对象的规整，具备一定条件，表达一种价值评判。2.专项工作报告稿送本级党委、纪委和监督机关征求意见 专项工作报告稿起草形成后，监察委办事机构应当送交本级党委与纪委的办事机构，以及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应及时修改监督法以完善监察委专项工作报告监督程序，保障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定程序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专项工作报告。[10]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13]监察委接受包括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各方面监督，不会因为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而降低监察权威和监察效率，只会因为有效的监督制约而形成更加强大的社会公信力，从而更具权威、更有效率。[5]在监督法和与监察委专项工作报告相关立法未作修改的现实条件下，简单套用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的程序会影响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34]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谈〈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载201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首先，监督机关听取和审议监察委专项工作报告遵循集体行权原则。